陈德铭关于《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答记者问

　　[国际市场新闻社记者]：我知道，你们的规划好像包括水电，包括西南的水电发展，现在发展很快。，但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和关注，很多环保组织说大型的水电站不环保。我想问一下，您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陈德铭]：水电是包含在可再生能源当中的，世界各国都把水电作为可再生能源的一部分，这是国际惯例。水电不排放二氧化碳，水由于太阳的作用和地球气候的变化，它是可以永续使用的，所以水电包含在我们的可再生能源规划里。根据多年的规划和预算，中国的水力资源，大概能够用于发电的将近在5。4亿千瓦左右。我国到去年为止实际开发的水电在1。29亿千瓦左右，我们计划到2020年能够开发到3亿千瓦左右的水电。

　　中国的水电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南部，在四川、云南、广西、贵州，还有西藏一部分，主要是在这几个省区。我们注意到刚才您所说的，有一些世界非政府组织对我们的水电开发有一些批评和意见，但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和我们的经验，我们觉得大型水电的建设虽然会带来一些环境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它对能源、对大气、环境污染的减少能做出很大的贡献。水电，特别是大型水电，对环境的影响是可控的。所以，我们在今后将继续开发一部分水电，而且在非常注意环保和移民的前提下，有规模地开发。谢谢。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我手里拿的材料是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据我所知，“十一五”规划里面已经有一个能源发展规划，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区别？还是它的细化呢？

　　[陈德铭]：我们确实有一个“十一五”能源发展规划，这次我们制定的是《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它们的区别是，前一个是五年时间的规划，它包括所有的能源，包括化石能源，其他不可再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而现在我们所发布的规划是更长时间的，在十五年左右，它着重讲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问题。现在我们要专门制定一个中长期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是以我们国家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国家的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的条件下，这对我们国家的未来非常重要。

　　正如我前面所讲的，人类面临着可持续发展能源的挑战，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调整我们的能源结构，很多国家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对自己今后的发展做出一个长期规划，便于全国人民，各级政府及企业能够遵循这个目标，使他们知道政府想做什么，会做什么，会用什么样的政策来引导他们。

　　我们在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里讲到了发展的目标、重点领域和保障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可再生能源在整个中国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在2010年达到10%；再经过十年，到2020年要达到15%左右。我知道这个目标目前在国际上是很多国家所没有制定的，这对我们自己来说应该是很大的挑战和具有前瞻性的。

　　因为可再生能源对中国来讲，还有一些特别的意义。第一，中国幅员辽阔，很多边远地区和农村还没有纳入电网的覆盖中，所以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可以带动那些农村地区的发展；第二，中国自己的经济结构要转型，要转变增长方式，发展可再生能源也就是产业和技术发展的一个新的抓手和重点；第三，我们要实现创新型的国家的目标。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世界面临着很多共同的新技术创新问题，我们也为这方面的发展设立了很多新的目标。谢谢。

　　[中国新闻社记者]：我刚才听到您介绍了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我们也都知道这几年我们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很快，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利用量也会逐年增大。我想问一下，我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量是否能满足这种开发利用的需求？

　　[陈德铭]：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所以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可再生资源。我举个例子，我们的水能资源大概有5。4亿千瓦；在农村我们有农作物的秸秆和林业加工后的剩余物，每年大概能够折合的能量是5亿吨标准煤左右；我们还有非粮食的、不与粮争地的盐碱地、荒地，大概有1亿公顷能够用来种植可再生能源的植物，比如说做油料的植物等等。另外中国的风能也非常丰富，大陆的风能有3亿千瓦，加上海洋的风能大概有10亿千瓦左右。同时我国大概有2/3的国土面积，每年的光照时间在2200小时以上，特别是在中国的西部，日照长、光线强，太阳能资源非常好。

　　另外我们还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能和海洋能，但是我们所有讲的这些是不占用我们的耕地粮田，不影响粮食的生产。

　　谢谢。

　　[凤凰卫视记者]：有外界说，中国大量生产生物液体燃料，会影响到粮食的价格、供应及影响到整个粮食的安全，我们如何做好这两者之间的协调？谢谢。

　　[陈德铭]：生物燃料确实要消耗粮食，现在世界上用玉米做生物燃料比较普遍，例如美国，大概每年转化1500万吨生物乙醇。但是美国这样就增加了玉米的生产，减少了大豆的种植面积，也带来了世界上一些农作物和油料作物的价格上涨。我们中国的土地非常珍贵，中国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生产生物燃料。中国现在有四个工厂，利用粮食生产乙醇，每年的产量在102万吨左右生物乙醇。但是我们使用的主要是储备粮中时间比较久的陈化粮来做生物乙醇，大概在102万吨里面有80多万吨的乙醇是用玉米做的，还有20万吨是用其他粮食和署类植物做的。

　　我前面讲到中国坚持生物燃料的发展，是不和民争粮，不和粮争地，所以今后我们发展生物燃料如乙醇，不是用玉米，而主要是用非粮食的东西，比如说中国的甜高粱、小桐子，还有文冠果等植物，它们大多生长在盐碱地、荒地荒山上，利用这些东西，把它们转变成生物燃料，如生物柴油和生物乙醇等等。谢谢。

　　[路透社记者]：我有两个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在发展风力发电方面，主要是采用招标确定电价的方法，这受到了来自中外各方的批评，有人说这并不是鼓励该产业发展的非常有效的方式。实际上我们欧洲就有这样的例子。最近有人谈论说，可能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我的问题是，中方是否考虑会把这种招标确定电价的方式改为固定电价？如果近期没有这种考虑的话，未来什么时候会采取这一步骤？

　　我的第二个问题也是关于价格的，可能有人认为最为实际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办法就是放开电价，当然我们知道技术非常昂贵，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是放开电价，让市场来决定。可再生能源就更具有竞争力，这样就不需要政府的支持和补贴，可能未来五年能源价格会发生一点改革，我想问，在2010年可能吗？如果不是的话，是在什么时候？谢谢。

　　[陈德铭]：对风力发电，我们采取招标的方式，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风力发电的成本和价格逐步降下来。据我所知，绝大部分参加风电招标的企业对我们这个方法还是认可和基本满意的。确实如你所说，也有一些企业对我们这个方法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我们也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分析。现在在中国风电招标形成的价格比火力发电的价格还要高出几毛钱，这部分的价格我们会在整个电网中给它一定时间的补贴。但是要降低风电价格，就需要用比较先进而又比较便宜的设备，如果完全用国外的昂贵设备，又要降低风电价格，可能是不行的。所以有很多国外的风电大企业已经把他们的设备加工厂搬到中国来了，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

　　我们也曾经研究过，能不能对风电的电价进行固定，但技术条件告诉我们这是非常困难的，要对离地面70—100米高空的风，365天中每天的风速、风量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并且在10年到20年里判断准确，以此来定电价，基本上不可能的。中国东南西北的气候变化差异非常大，西北内地和沿海之间，有时候风量成倍变化，所以我们觉得在目前对风电固定电价，技术上还不具备。

　　您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电价改革的，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我们准备逐步地使现在的定价方式走向考虑环境因素来定价。比如说，我们将给二氧化碳排放少的、单位千瓦功率消耗煤或者是消耗其他能源低的，多发一点时间，以此来调整经济效益。为了更好地保护水力发电的生态环境和安置移民，我们也会对水电的价格逐步提高一些。但是因为技术发展的限制，目前无论是风电、太阳能发电还是其他可再生能源，它们发电的成本都要比煤发电的成本高得多，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做到完全把电价放开。如果完全放开的话，结果可能会相反，可能煤电更多，风电、太阳能电更少。但是总体来讲，我赞成你所说的，就是让价格在可再生能源中发挥它的机制和作用，也希望你今后有具体的意见转告我们。谢谢。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定价问题的后续问题，我们知道美国的汽油价格要低一些，我们不对汽油征税。同时，欧洲的价格会高一点。我的问题是，中国会采取某种措施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是在今年还是明年？还是在以后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生物燃料以及相关的乙醇，我想问在这方面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您刚才也提到，不会采用大量的玉米生产乙醇，那中方会不会从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来进口生物乙醇呢？

　　[陈德铭]：汽油价格当然不属于可再生能源范畴，但我还是想回答一下你的第一个问题。据我所知，我们现在的汽油价格并不比美国高，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税负都折合上去的话，我们也考虑到当前的汇率的话，我们应该基本和美国持平，还略微低一点。我们现在的原油价格已经放开了，我们进口的国际原油都是按照国际价格进的，但我们国内的成品油，煤油、柴油、汽油等销售还是国家定价，这对我们来讲是当前一个要探索的问题。但我们认为中国不能一步到位把价格理顺，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因为我们的农民、城市的低收入者、用于公共交通的汽车等等，还有一个承受的过程，所以中国的价格，特别是成品油价格和国际接轨是一个渐进的比较长的过程。

　　您第二个问题讲到了生物燃料和乙醇，我前面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生物乙醇生产量大概是102万吨，我们计划到2010年左右发展到200万吨左右，到2020年能发展到1000万吨。同时我们到2020年还会发展生物柴油，估计也在200万吨左右。这样到2020年，我们的生物燃料会在1200万吨左右。我所指的这些不是用粮食生产，是用我们的荒坡荒地、盐碱地生产的，通过甜高粱、小桐子等等来生产的。美国玉米如果价格便宜，又符合我国的标准，我国当然希望进口一点。但美国玉米大量地用来制作乙醇，可能又经过这么远途的运输，这种机会就很小。谢谢。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在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意义很重大，目前据我所知，这个产业规模还比较小。我想问，在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有什么困难？

　　第二个问题，您刚才提到2010年和2020年的目标是具有挑战性和前瞻性的，我想请问政府将会采取哪些措施保证实现这些目标？谢谢。

　　[陈德铭]：我国现在的可再生能源规模很小，只有8%。我们当然有不小的困难，不同的可再生能源有不同的困难，概括起来有两个共通的困难，第一是很分散，特别是生物质的燃料分散在农村的千家万户。第二是技术的困难，因为我们的技术，也包括我们对国际技术的了解，这种生物质能的转化所带来的成本会比较高，所以最后它比化石能源的价格还要贵一点。主要是这两个困难。

　　为了克服困难，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主要采取了这样几个措施：第一，在政策上加以积极引导，这包括价格政策。政府鼓励使用风能和太阳能，把这部分更高的费用摊到电价上，这样就是费用分摊机制。

　　第二，我们要采取财政和税收的优惠政策，包括建立专项基金给予补助，也包括减免税收。

　　第三，我们想要培育市场，市场是十分关键的，市场的培育也包括对市场份额的强制和对市场环境的改善。比如我们要逐步要求建筑商、房地产开发商必须在房地产开发中安装一些利用太阳能的构件等等。比如我们要求现在生产销售化石能源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电力的中央企业、地方的大型企业，要承担一定的义务，拿出足够的资金发展可再生能源；要在他们的经营中达到一定的比例，这些比例在规划中都有具体的要求。

　　第四，我们要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的能力建设，这主要是指对这个方面的科研的投入、教育的投入以及人的培养。

　　第五，我们要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的意义和利用方法、途径的宣传，提高全社会公民的意识，提高所有人民参与的程度。这方面也希望今天的记者朋友，希望所有新闻媒体能够共同参与。谢谢。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我想具体问一下，大型能源国企在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中有什么作为？因为现在形成产业，像中粮集团已经进入生物质能的开发，中石油、中石化已经做了风能、太阳能的开发计划。可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有多少是国家要加强控制的，有多少是市场完全放开的，有没有一个全盘的考虑？第二是在生物质能开发方面，也和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相衔接，如果说很多民营企业现在也进入了生物质能源开发，它会不会跟国家粮食安全有冲突，政府会不会更倾向于提高门槛，统一进行规划呢？谢谢。

　　[陈德铭]：第一，现在的大型企业，政府要求它们积极参加可再生能源开发，在规划里明确规定，发电装机容量500万千瓦以上的企业，到2020年，它们经营的总的发电功率里面必须有8%以上是可再生能源。同时，我们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不问你的企业所有制，完全按照公平待遇。在可再生能源开发领域内，市场规则、市场准入，对所有的企业都是一视同仁的。

　　第二，目前可再生能源领域里，有很大一批是正在发展和成长中的民营企业。比如说我们的风电招标，有一些中标的就是民营企业。太阳能的光电板生产、大型风机的生产和其他太阳能的热利用设备的生产，可以说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即便在水电这样投资金额很巨大的领域，现在大中型水电开发，民营企业也已经进入了。所以政府将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而且它们一定会成为我们的生力军。谢谢。

　　[道琼斯新闻社记者]：刚才您提到，到2020年中国的风电目标是3000万千瓦，我想问一下实现目标的阻力主要是来源于什么方面？您刚才谈到要建设200万兆瓦的风电发电厂，实际上工业界人士说这方面还是空白，请您评论一下这个问题。

　　[陈德铭]：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设想到2020年实现3000万千瓦的风力发电，是可能的，而且是有余地的。到去年我们已经有260多万千瓦风电，大概在建的有400多万千瓦。风力发电确实有很多困难，我想比较典型的困难有三个：第一，我们对整个中国的风力资源要有比较科学、准确的了解，我们还缺少大量的气象资料。我们正在和国家气象局联合开展这个调查，但这需要时间。特别是中国2/3的风力在海上，我们更缺少海上的风力资源数据。第二，我们在风力发电中也非常需要注意环境保护和电力安全，比如有些风带正好是候鸟的迁徙地，我们要注意保护动物的多样性。比如有的地方虽然有风，但它和当地的电网很难连接上，或者说电网比较小，无法承受这么大的功率，有一个安全问题。

　　第三，风力设备的制造和研发。现在我们中国，包括在中国的外国制造企业，我们能够生产1。5兆瓦，就是1500万千瓦的风机，对于更大的风机，我们还在研制和实验阶段。

　　明年3兆瓦的样机就要研制出来了，但我们可能还想往5兆瓦样机的路走过去。因为随着风机半径的提高，可以取得更多的风资源。当然，还有一些规划组织工作，比如刚刚路透社的记者说到的风电电价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要探讨的。

　　[记者]：我的问题是，我们知道大型风力电厂的建设一般是采用政府公开竞标的方式，小型的则更多地采用公司对公司的模式。我们知道大型的风力电厂在选择公司的时候，要考虑到很多电力因素。

　　[陈德铭]：现在风电场是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进行公开招标确定的，在5万以下的由省级地方人民政府来做，20万以上的是由国家发改委统一做。重要的是对风力发电要做好规划，哪些地方可以建风场，你的电网、输配电系统能不能建到那儿。总体来讲，我们在具体做的时候，中央和地方政府是一起联动的。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情况，我们可以在会后另择时间再交流。

　　[荷兰国际新闻电视台记者]：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提问，下周在澳大利亚即将召开APEC会议，在这方面，我想问一个后续性的问题。最近随着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多，中国的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努力的方向好像并不是一些国际协议，比如说《京都议定书》。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可持续的能源发展。中国提出的目标，刚才您讲到是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到15%的份额，这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无法达到的目标。在下周即将召开的APEC会议上，中国是否会发挥一个全球性的引导作用，从而进一步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同时您是否对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上做一个比较呢？

　　[陈德铭]：昨天，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先生陪同我们国家主席胡锦涛到了澳大利亚，我想气候问题一定是各国首脑都很关心的。气候问题，或者说是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在国际上是热点问题，但也有不同的观点。我想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我想有四点，现在各国基本上是达成一致的。

　　第一，地球气温正在升高，正在变暖。

　　第二，这种变暖会影响人类的生活，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不安定因素。

　　第三，这种变暖不仅有自然生态的因素，也有人类活动的原因。

　　第四，气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必须由全球人民共同应对。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阶段，对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是非常小的，应该说历史上我们的排放是很低的。比如说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二年，即1950年，到2002年，半个世纪左右，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世界总排放量的9%。

　　第二，中国的人均排放少，根据2004年的国际统计资料，我们人均排放二氧化碳是3。6吨，只有世界人均值的87%左右。这个数字也是OECD国家人均的1/3。

　　第三，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弹性系数很小，世界的弹性系数在0。6，我们只有0。38左右，我们的经济发展所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非常小。

　　对历史排放低、人均排放少、弹性系数小的国家，我希望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国际社会应该给我们留下一些发展的权利和发展的空间，不应该对我们有过多的指责。

　　中国首先自己制定我们在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目标，也就是不产生二氧化碳的能源要占到总能源消耗的15%。我看到欧盟提出到2020年要达到20%。我没有看到其他大国在这方面有具体的数字或计划。事实上，我们最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一点，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结构调整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一些制造业，一些耗能比较大的产业转移到我们国家来。我们非常愿意在今后和世界各国，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共同来讨论、切磋、交流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无论是方针政策，还是技术、工程层面。

　　我们今后除了节能减排，还有我今天讲到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我们整个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工作大概可以概括成“一个结合、两面推进、三个渠道”。

　　一个结合，就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要和中国的科学发展、和中国建立“两型社会”，建立自主创新国家结合起来。

　　两面推进，就是一方面要减少我们自己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另一方面要推进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三个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渠道是少排放，第二个渠道是多吸收，第三个渠道是再利用。特别是二氧化碳气体还可以做其他方面的利用，这也是我们要探索的。你来自荷兰，荷兰和整个欧洲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利用，及温室气体的排放都做得很好，我们正在和欧洲这些国家加强交流。

　　谢谢你，也谢谢今天所有的记者，谢谢你们今天对我的采访，谢谢你们长期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工作的支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