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资金：气候变化的谈判焦点
来源：科学时报作者：中国生物能源网 转载发布时间：2022-12-30 人气：0
在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国际论坛上，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沙祖康介绍，在巴厘岛气候变化大会上，缔约方发起了以2009年为终点的谈判进程。4月初，在曼谷召开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通过了详尽的工作方案，从而进入了紧张而重要的谈判过程。
所谓“紧张而重要的谈判过程”，即是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合作机制中就具体问题开展的谈判，其核心问题是技术转让和资金问题如何解决。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此后的《京都议定书》，对温室气体排放负有历史责任的发达国家，包括欧洲国家、美国、日本等，有义务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然而，15年后的今天，《公约》缔约方一直停留在“讨论”中，迄今未有实质性进展。在《京都议定书》下，为促进技术转让，各国专门设计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即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合作，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可以转让给发达国家，帮助其履行减排义务。但这一双赢理想，在实际操作中只是简单的资金流动，发达国家并没有同步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技术。
发展中国家需求资金严重不足
在讨论中，中国财政部国际合作司的黄问航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需求资金严重不足。
她介绍，根据巴厘岛路线图，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之车主要依靠4个轮子转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根据预测，2030年国际上共需要2000亿～210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需要900亿～1000亿美元，才能达到全球减排的68%。其中，能源部门每年大约需要1650亿美元的投资。这些需求目前只有一半得到了资助。另外，发展中国家每年还需要几十亿美元来满足向低碳经济转变所需要的不断增长费用。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世界银行的碳融资业务设立于1999年，建立了1.8亿美元的原型碳基金（PCF）。此后不久，其他基金纷纷成立，如向小型贫困国家和社区提供碳融资的社区发展碳基金（CDCF）、为森林和土地使用项目提供碳融资的生物碳基金（BioCF），意大利碳基金、西班牙碳基金、丹麦碳基金、伞形碳基金以及欧洲碳基金等。目前，世界银行共有总价值20多亿美元的10个碳基金和融资机制，十几个国家和政府的65家公司成为这些基金的初创者。但这些基金对于总需求量而言，相差甚远。
世界银行称，根据《京都议定书》，在2008年至2012年，35个工业化国家的二氧化碳及其他5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基于这一压力，发达国家纷纷通过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员国投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购买减排额度。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市场，之所以表现突出，主要归功于中国国内投资环境和经济增长规模和结构。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碳减排机会就越多，而目前中国碳市场的交易量仅10%左右。
黄问航认为，应建立机制让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
以实际行动承担“共同责任”
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发言中指出，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能力是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由于缺乏实现现有技术传播和转让的有效机制，发展中国家因缺少先进的、有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其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明显的高排放特征。如不能妥善解决技术转让的问题，这一高排放特征将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持续下去。同时，由于缺乏先进有效的适应技术，发展中国家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万钢表示，去年年底形成的巴厘岛路线图将技术转让与减缓、适应和资金问题一起被列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四大要素，强调了技术转让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表明了国际社会对技术转让问题重要性的共识。国际社会应在此共识的基础上，克服各种障碍，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企业参与的技术转让机制，促使气候友好的技术以优惠和减让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人们必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获得买得起、用得上的先进技术，从而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国也愿意通过开展南南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它们所需要的气候友好技术。
发达国家在谈判中提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排放国，讨论减排不能没有中国，且要求减排“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但在《京都议定书》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中国政府并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而是以实际的行动为将来承担“共同责任”作了积极的准备。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可以承担自己能够承担的责任，但绝不能超出能力过多、过早承担减排责任，这不现实、不客观。要求中国一样减排，则混淆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发达国家的倾向。人们已经看到，中国顾全大局，也作了妥协，同意以“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方式采取减缓和适应行动。
气候变化已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人类共同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却正在为各自的利益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博弈。
所谓“紧张而重要的谈判过程”，即是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合作机制中就具体问题开展的谈判，其核心问题是技术转让和资金问题如何解决。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此后的《京都议定书》，对温室气体排放负有历史责任的发达国家，包括欧洲国家、美国、日本等，有义务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然而，15年后的今天，《公约》缔约方一直停留在“讨论”中，迄今未有实质性进展。在《京都议定书》下，为促进技术转让，各国专门设计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即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合作，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可以转让给发达国家，帮助其履行减排义务。但这一双赢理想，在实际操作中只是简单的资金流动，发达国家并没有同步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技术。
发展中国家需求资金严重不足
在讨论中，中国财政部国际合作司的黄问航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需求资金严重不足。
她介绍，根据巴厘岛路线图，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之车主要依靠4个轮子转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根据预测，2030年国际上共需要2000亿～210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需要900亿～1000亿美元，才能达到全球减排的68%。其中，能源部门每年大约需要1650亿美元的投资。这些需求目前只有一半得到了资助。另外，发展中国家每年还需要几十亿美元来满足向低碳经济转变所需要的不断增长费用。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世界银行的碳融资业务设立于1999年，建立了1.8亿美元的原型碳基金（PCF）。此后不久，其他基金纷纷成立，如向小型贫困国家和社区提供碳融资的社区发展碳基金（CDCF）、为森林和土地使用项目提供碳融资的生物碳基金（BioCF），意大利碳基金、西班牙碳基金、丹麦碳基金、伞形碳基金以及欧洲碳基金等。目前，世界银行共有总价值20多亿美元的10个碳基金和融资机制，十几个国家和政府的65家公司成为这些基金的初创者。但这些基金对于总需求量而言，相差甚远。
世界银行称，根据《京都议定书》，在2008年至2012年，35个工业化国家的二氧化碳及其他5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基于这一压力，发达国家纷纷通过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员国投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购买减排额度。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市场，之所以表现突出，主要归功于中国国内投资环境和经济增长规模和结构。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碳减排机会就越多，而目前中国碳市场的交易量仅10%左右。
黄问航认为，应建立机制让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
以实际行动承担“共同责任”
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发言中指出，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能力是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由于缺乏实现现有技术传播和转让的有效机制，发展中国家因缺少先进的、有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其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明显的高排放特征。如不能妥善解决技术转让的问题，这一高排放特征将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持续下去。同时，由于缺乏先进有效的适应技术，发展中国家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万钢表示，去年年底形成的巴厘岛路线图将技术转让与减缓、适应和资金问题一起被列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四大要素，强调了技术转让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表明了国际社会对技术转让问题重要性的共识。国际社会应在此共识的基础上，克服各种障碍，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企业参与的技术转让机制，促使气候友好的技术以优惠和减让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人们必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获得买得起、用得上的先进技术，从而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国也愿意通过开展南南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它们所需要的气候友好技术。
发达国家在谈判中提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排放国，讨论减排不能没有中国，且要求减排“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但在《京都议定书》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中国政府并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而是以实际的行动为将来承担“共同责任”作了积极的准备。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可以承担自己能够承担的责任，但绝不能超出能力过多、过早承担减排责任，这不现实、不客观。要求中国一样减排，则混淆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发达国家的倾向。人们已经看到，中国顾全大局，也作了妥协，同意以“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方式采取减缓和适应行动。
气候变化已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人类共同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却正在为各自的利益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博弈。